胸口碎大石

完成于2007年5月中旬，指导老师罗宗宇副教授，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

　　摘 要
　　《西滢闲话》是20年代中期的重要文化人物陈西滢先生的著作，而本文从陈西滢的《西滢闲话》所引起的笔墨官司出发，以《西滢闲话》的文本为依据，指出《西滢闲话》在内容上的闲与不闲以及闲话的理性之失，西滢的文化认同焦虑，也由文本观照《西滢闲话》的散文文体特征。
　　关键词：《西滢闲话》； 闲话文体 ； 文化认同焦虑

　　An Analysis on Chen Xiying's Xi Ying Xian Hua
　　Abstract
　　Xi Ying Xian Hua is a famous work written by Mr Chen Xiying, who is an important literator in the middle of 1920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suits caused by Xi Ying Xian Hua, with reference to this work as a text, this thesis points out the leisure or non-leisure of Xi Ying Xian Hua and the inadequacies of sense of chat, and then discusses the stylistics of the essay on chat and Xi Ying's cultural- identity anxiety.
　　Key Words：Xi Ying Xian Hua；The stylistics of the essay on chat；Cultural-identity anxiety

　　一、绪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陈西滢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一名真正的文学家，但由于当年与鲁迅的一场笔战使其成为鲁迅笔下所谓“正人君子”的代表。以今天的文化视野观察陈西滢其人其文，就其人而论，陈西滢的确是“正人君子”；就其文而言，当年一纸风行的《西滢闲话》，也自有其独立存在的文学价值及思想文化价值。曹聚仁认为：“在当代散文家之中，梁实秋可以说是一枝名笔；许多人因为鲁迅批评过他，也就有点看不起他。依我看来，要和周氏兄弟争一日之长的，也只有陈西滢、梁实秋这几位被鲁迅所攻击的人呢”。而梁实秋则说：“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散文作家辈出，其中有几位是我私人特别欣赏的。陈西滢先生的文字晶莹透剔，清可鉴底，而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曹梁之论或有过誉之嫌，但陈西滢惜墨如金又早早退出文坛，作品数量有限，仅凭一本《西滢闲话》而列散文十八家之列，虽然难称大家，但是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堪称名家，对此值得我们对其人其文进行深入研究。

　　二、闲话的笔墨官司
　　陈西滢是“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因创办《现代评论》杂志并开设“闲话”栏目而名声大震，更因“闲话”引出与鲁迅的笔墨官司，成为20年代中期重要的文化人物。所以，论及西滢先生，绕不开与鲁迅的笔墨官司。在鲁迅笔战史上，陈西滢可以算是鲁迅的第一个重要论敌，被鲁迅数度痛骂过，因此陈西滢一直被当作反动文人。他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争论，引起了时人及后来者的特别关注。陈西滢与鲁迅的争论及最终的结局证明，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作战结果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中的一名“反派”角色，但是陈西滢却是鲁迅先生第一个认真对付的论敌。阎晶明在他的《无所顾忌的作家与教授》中说“在鲁迅所有的论战当中，哪场论战是他的‘第一次战役’？谁是可称对手的第一个论敌?鲁迅终其一生没有给予丝毫原谅的论敌又是谁?把所有这些因素综合为一体判断，这个答案不难得出，是陈西滢即陈源。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开了鲁迅与其论敌进行全方位较量的先例”。
　　鲁迅与陈源围绕“女师大学潮”、“五卅惨案”、“剽窃案”、“三·一八惨案”等几个事件展开几个回合论战。这不是敌我之间的较量，而是是非曲直的辩白。有“公理”之辩，也有“私仇”之争。论战双方都受到了伤害，也都呈现了自己的锋芒，树立了自己的风格。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其论敌可谓多矣，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恐怕是陈西滢。而论战之中最令他愤激和没齿不忘的是陈西滢的流言，陈西滢先因鲁迅等发表支持女师大学生的宣言而制造“某籍某系的人暗中鼓动女师大风潮”“这回风潮的产生和发展，校内外尚有人在那里主使”的流言，以《粉刷毛厕》一文，打着“公理、“公正”、“公平”的幌子，向鲁迅等发起了猛攻：“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观念都无非是迷信。”即而又在《闲话》中暗示“思想界的权威”“整大本的剽窃”，在《致志摩》的文章中公开诬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的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凡此等等，鲁迅对其已经到了“睚眦必报”的地步。从“公仇”看，无疑是鲁迅站在正义一面的。鲁迅在面对第一个重量级的论敌时候，因着陈的流言，很难让他冷静、理智起来，由公仇私怨特别是陈的造谣诬蔑引起鲁迅的愤激因而产生一些偏激也是可以理解的。鲁迅对陈的《闲话》讥为“铭心绝品”(《马上支日记》)，不仅不能平心静气客观的评论，而且一见《闲话》就象他一见“无锡人”一样就反感--用一句粗俗话，觉得“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对整个《现代评论》似乎也如此。因此他对陈的《闲话》多从反面来看即使是正确的观点，也要看出其别有用心的恶意，如其对陈创作的动机与态度的解读。
　　陈鲁之仇怨，因陈西滢的流言对鲁迅的伤害，让鲁迅在晚年仍然耿耿于怀，还表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又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见。”(《死》)这正是他作为一个常人所具备的顽强坚韧的性格，也是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以“完人”来要求鲁迅，以圣贤来要求鲁迅，那是扼杀鲁迅、消灭鲁迅的妙法。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憎恶我的，却总希望我做一个完人，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阴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怒，默默地吃苦，或者戟指嚼舌，喷血而亡。”(《碰壁之余》)，由此种种，足见二人仇怨之深，成为20世纪文坛的一件公案。

　　三、闲话的闲
　　苏雪林在《陈源教授逸事》中说 ：“陈源教授一生的作品不止《西滢闲话》一种，但人家提出陈源，便提他这部书。这部书好像成为了他的代表作。《西滢闲话》何以使陈氏成名，则因每篇文章都有坚实的学问做底子。评论各种事理都有真知灼见。尤其时事文章，对于当前政治社会的各种问题，分析清楚，观察深刻，每能贡献很好的解决方法。至于文笔则又修饰得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
　　有人称一本《西滢闲话》就使西滢先生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是得益于他深悟英国散文之妙谛。他的行文非常独特，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经他七扭八拐地一说，就显得荒诞和不公平了；一个人人痛恨，力争铲除而多年未果的社会现象，由他轻笔点拨几句便将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来，并同时用幽默的语调提醒人们举一反三，省察自己。许多闲散的生活琐事，他有本事娓娓道出来平日整不出的趣味；即便重大的事件，他亦能悠然雍容地拨开云雾，恢复其本来面目，让人顿开茅塞。
　　《西滢闲话》是陈西滢在五四时期的主要作品结集。身为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他的这些随笔确为“闲话”，闲话之闲，当是闲适、闲聊，表现出一种达观从容，表现出一种自得其乐、自我排解的雅趣。文集中的部分篇什确为无关“大局”的“闲话”，比如他对西方戏剧的介绍和对中国“文明戏”的评介（《小戏院的试验》、《观音与国剧》）中谈到“我们现在如有一班剧曲家，排演家等等联合起来，组织一种小戏院的运动，实在可以代中国的戏剧开辟一条新路……我们希望这小戏院的积极的时行，不久便有更大的成功”，言语之中对于小戏院模式在中国的推行寄予厚望；而在《拆了火炉搭凉篷》短文之中，“在这冬夏之交，性急的人和性慢的碰到一块，就会一个带着草帽，一个披了皮大衣在中央公园一同散布，这恐怕是除了北京在任何地方再也看不到的一种现象……北京的天气可以说被他一句话道破了”，更是在闲逸、平淡的话语中包含深刻与犀利，有一种善美和巧慧，给读者以启迪和一种“理趣”美的享受；还有对东西方文化的具体比较（《东西文化及其冲突》、《中国式的外国医院》）等等。这些文章很像当今出国访问归来的文人写下的观感文章，虽说是“布尔乔亚”情调满怀，但并无让人生厌的刺眼之处。尤其是散文表现出的浓郁的文化氛围和深厚的中西学养，高雅求简，融旧铸新，使得他的许多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现代散文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闲话的不闲
　　身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陈西滢确乎没有“战士”的意识，但却不能就断言“以闲适的姿态”“旁观”。这牵涉到对“闲话”的把握。这个“闲”字似应理解为“管闲事”之意，虽然在字面上没有“闲适”等来得顺畅，但结合其人其文，却更具合理性。陈西滢谈到别人说他“喜欢管闲事，到处惹祸，这样下去，还要惹出大事来呢。”接下来解释道“我们何尝喜欢管闲事呢?实在是中国爱管闲事的人太少了，欧洲人好像不是这样的。”“中国人的毛病就是他们太聪明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真是一条好‘格言’。中国人最初不管邻家瓦上霜，久而久之，连自己门前的雪也不管了，如果有人同住的话。所以军阀政客虽然是少数，小百姓虽然受尽了苦，却不肯团结起来反抗他们。学校风潮，只要有十分之一的学生叫嚣捣乱，就可以拆散学校，引起学潮。其余的十分之九心中虽十二分的不愿意，却不能积极团结起来，阻止那少数分子的胡闹。生活在这种人中，自然有许多看不过眼的事情，不得不说两句话。这样就常常惹祸了”。在陈西滢看来，“聪明”的中国人是不管闲事的，唯其如此，才使社会混乱，军阀政客横行。正是为改变这样状况，才不怕“惹祸”，对看不过眼的事说两句“闲话”，以期改变国民与社会。这才是西滢“闲话”的本意而就其自身情况看，身为不愁衣食温饱的布尔乔亚知识分子，陈西滢确是不避利害，敢发己论，主动“置身”于当时政治、道德、文化和思想论战的中心的。他没有在动荡的社会现实面前闭目养神，而是以渴望“发言”的热情和欲望，执掌着自己作为“理念人”所拥有的话语权，说“闲话”“管闲事”，并强调“我们的言论，无论是是非非，还是依了良心的主张，断不因为怕谣诼而畏首畏尾。”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而不是“闲适”地冷眼旁观，这只要平心静气地读一读他的《闲话》就可以感受得到的。
　　正是出于“管闲事”的精神，陈西滢以“意态从容”的“闲话”对当时社会、政治、文艺、传统文化、国民性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评论分析与批判，从而使得《西滢闲话》一书绝非一个“闲”字可以了得。“闲话”只是其采取的话语形式表述策略，纵横议论，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看法才是其行文的目的所在。而陈西滢涉猎广泛的“闲话”，最核心最具价值的当是其行文中体现出的鲜明的批判意识。在军阀弄权、黑暗专制的时代中，陈西滢坚持“不主附和”的“独立的”精神，在“党同伐异”的社会中，“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在提倡民权的声浪中”，“非但反抗强权，还要针砭民众。”以“不和众嚣”的写作姿态，在文坛上独树一帜。
　　由于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对陈西滢政治态度的认识，意识里总以为他是在政治上是与军阀站在一边的。而《西滢闲话》告诉我们，陈西滢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充满痛恨，他对军阀统治的批判也同样锋芒显露。他看出了军阀开战其实是“抢饭碗”，反对中国民众参与其中，认为“我们不能引导他团结起来,合力的抗拒全国军阀政客,也已经够可耻的了”；对军阀统治者的腐败大加指斥,担忧于“不知道这空架子还支持得多久”；对腐败政府“讨好洋人”，在“各国开会委员”到来之前，洗刷“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标语的行径，做了毫无保留的批判。这是他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从言论到行动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闲话”不闲，这是思想观念使然，也是社会责任使然。
　　政治批判以外，由西滢先生长期的理性观察所得的国民性、传统文化批判的内容在《西滢闲话》中也不少，大致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迷信盲从。陈西滢在《捏住鼻子说话》和《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中描写了两类人--拜倒在“狐仙”脚下不知不识的男男女女百姓官员；行走在给孙中山送殡队伍中的嘻嘻哈哈不知所云乱喊口号的青少年。缺乏科学知识与缺乏理智的盲从乱喊，都是迷信。“这样的”人，口号喊得震天响，也只能是抽空了具体内容的口头禅，只能流于形式化为教条。
　　二是自私自利。陈西滢笔下的中国人，“只有利害，没有是非”。因而在“五卅运动”中，北京的市民在全国总罢市半天时，“没有一个铺子关上门，没有一个店子下半旗，没有一个洋车不在街上拉。”而上海则是号召抵制坐电车，黄包车夫趁机涨价，并且“凶恶十倍”；号召抵制洋货，国货的价格高了一倍而质量依旧低下，“大上海依然熙熙攘攘，忙忙碌碌，人山人海。”
　　三是言行不一。在《报娘恩》中，陈西滢用百多字讲了两个小故事：乡下少年为赶去烧“报娘恩”香而大声呵斥老娘快做饭；城里少年为赶去做五一劳工大会演讲用手杖击打车夫快跑。异曲同工，都是言行相悖的妙例。
　　四是奴性懦弱。在“五卅”罢市中半天也肯罢的北京市民，“只要警察下一个命令，家家今天就可以褂五色旗，明天就可以拄上龙旗，今天可以五点钟开市，明天就可以五点钟闭门了。” “民众受了军阀们的残杀，宰割，从不敢，从不能起来表示些少的反抗，实在没出息。”而“首都革命”中，军阀的“布告一出，‘首都革命’不见了，十余万的民众也不响了”。所以陈西滢说：“也许我们的政府别的方面不济事，人民的心理方面却是极有经验的，他们怕说硬话，就因为怕回过身来的时候那班高声呼打的都已经溜掉了。”这与“两分钟便居然没有影踪了”的人们，恰好相同。
　　五是一盘散沙。在各项运动中，国人“几乎只有宣传，没有组织”。“‘没有组织’实在是中国人的大毛病。中国人无沦有事没事总是一盘散沙似的。团结不起来。”
　　总之，陈西滢以“意态从容”的闲话，评说天下社会，在以思想智慧见长的充满理性精神的冷静文字中，倾注着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破旧立新的现实关怀精神，由此可见，闲话不闲。

　　五、闲话的理性之失
　　陈西滢是极为重视理性的人，“也许我受了英国思想自由的毒，我总觉得一个信仰必须有理智做根基。才算得彻底的信仰，要不然只好算迷信。”并且一再强调是“喜欢怀疑的人”， “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怀疑”。所以陈的文字往往是与众不同的一家之言，总是罩着一层理性的色彩。徐志摩说陈西滢为文“唯一的标准是理性”，未免夸大其词，但大体不错。
　　但是陈西滢的“理智”也有诸多偏失之处。大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精英自许的陈西滢对社会各阶层均取一种审视评判的姿态，居高临下，即便所言都正确，也难免令人反感，况且许多看法未必正确。如《参战》全文只有360余字，内容也很简单，以其惯有的笔法转述张歆海所经历的一件事：坐车不给钱的美国大兵打伤了中国车夫和一个巡警。先是三四十，后是百余名中国民众及警察“总是隔远着六七丈的距离”，跟在美国大兵的后面不停地喊“打”，两个美国大兵“不慌不忙”慢慢走到东交民巷的一个路口，返回身“笑着嚷道：‘来呀!来呀! ’中国人“不到两分钟居然便没有影踪了”。在陈西滢的叙述中，除了用“居然”一词对“两分钟”便“没有踪影了”的人们表示不屑外，并没有过多的感情渗透，问题全在结尾一句情绪化的宣泄：“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在此，陈没有谴责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没有抨击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甚至没有对被打者表示同情，却对喊“打”的民众报之以“呸!”。倪邦文曾就精英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分析道：“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民族、社会赋予的历史重任，总是充满拯救意识地把自我放在‘救世主’的地位，从而皱眉蹙额地呐喊的。他们始终以精英意识来审视民族文化、审视普通民众。尤其是对于广大群众，他们总以批判、同情和指导的态度来关注的。‘现代评论派’在多种场合，就是以居高临下的精英之态俯视民众运动，精英意识成了他们的一个文化情节，成了他们注重思想启蒙的精神前提。然而，过分注重少数知识分子的精英作用而忽视民众运动的具大力量，势必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显示了过分孤傲的人格特征，另一方面则又显得远离人世，以致精英作用难以得到较好的发挥，甚至被社会所遗弃。”
　　二是单纯的理性视角使陈西滢过于看重“智之属”的“自觉心”而忽略了“情之属”的“爱国心”，由于对民众情感的“隔”，忽视了民众非理性情感下潜蕴的精神力量，使其缺乏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对造成民众各方面困境、弱点的原因以及救济之道较少触及。虽然陈在行文中对政府、军阀、官僚等等都有广泛猛烈的批判，但往往就事论事，很少注意与民众困难处境之间关系的开掘，使其批判浮于表面，缺乏一种深度。陈本人对此也有所意识，有某种自省。他说：“中国的智识阶级和老百姓非但隔了一条河，简直隔了一重洋。” “虽然同我曾经有过关系的洋车夫至少有几百，我实在不曾看见他们的心。”“我们中间总隔开了一堵墙。”“洋车夫也有洋车夫的苦闷，也只恨我们不知道罢了。”正是由于这种精神情感的“隔”，使得他只能就所见的一些现象平面化地认识民众，只能看到其愚昧、麻木、自私、怯懦的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所以，尽管他也认识到“国家的责任，不是几个人可以负得起来的，‘智识阶级如果有爱国的诚心，有爱国的能力’，芸芸众生如果还是醉生梦死，外国人还是可以欺负你，还是要欺负你。如果这一次没有学生的奔走呼号，没有上海的罢工罢市，那么任你智识阶级尽力的爱国，这个血案早就消灭于无形了。” “国事是国民大家的事，只有国民的大多数能把它弄好弄坏。”但是却难以真正地了解引导、改造民众，“我们不能够引导他们团结起来．合力的抗拒全国的军阀政客，也已经够可耻的了。”此外，他的心里也有着困惑，“他们的思想不变更，他们的地位没有迁善的希望。他们的思想变更了，他们的乐趣也就消灭了。在过渡时期的人们，总是只有苦闷。”这颇似鲁迅的“铁屋”意象，唤醒了沉睡者，则是醒后无路可走的痛苦；不去唤醒，则只能是不尽黑暗中昏昏噩噩的生死轮回。
　　三是就表述策略而言，陈西滢的文章虽然许多有娓娓而谈的絮语散文的风范，但由于面对当时社会状况而产生的现代性“焦虑”，陈虽力图学习法郎士“无双的爱伦尼”，在风格上却不时流于尖刻甚至刻薄，少一种淳厚的味道。如“单单智识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实行节育，一般无智识的贫民依旧的生殖繁衍，结果少不了优良者一天一天减少，劣种一天一天的加多，民族也就不灭而自灭”，优劣之说虽然所谈为实，主张也大体不错，至少按他们的主张，今日中国不致人满为患。但冷言冷语，令人有些反感。苏雪林说：“爱伦尼虽有嘲讽意味，但谑而不虐。受之者只觉其风趣隽永，而不感到难堪。陈氏的爱伦尼则有时犀利太过，叫人受不住而致使人怀憾莫释。”又说他“因喜欢说俏皮话挖苦人，有时不免谑而近虐，得罪好多朋友，人家都以为他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或口德不好，其实他的天性倒是忠厚笃实一路。人家仅看到他‘冷’的一面。却看不到他‘热’的一面，所以对他的恶感就多于好感了。”正由于过于注重理性一个维度，加以对民众情感的“隔”与行文的 “尖刻”，使他的文字有时令人觉得“冷”。对此陈西滢似乎有所意识，希望有一种“理智的情感”。但这样的理想毕竟未出现在陈西滢的笔下。

　　六、闲话文体
　　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等等，在深层次上，文体还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评家个体的人格内涵。文体的生成演变固然体现了那个时期文学的基本风貌、形态和时代精神，但只有当这些客观条件作用与作家主体的资赋、气禀、世界观、性格、审美体验、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等这些主观因素时，才有可能形成独特的创作个性进而实现文体的创造与革新。
　　陈剑晖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中对散文风格有精妙的论述：散文的情感结构是一维的，呈单向发展的状态，而且与‘此在’的‘日常生活’常常呈水乳的关系，这就要求散文家不能浮光掠影、笼而统之地泛泛抒情，而要调动各种散文表现手段，通过优美的表达，最大限度地将隐藏于生活表象底下的最为感人、最具普遍性的情愫发掘出来，达到一种情感震撼的审美效果。而陈西滢也曾说过：“真正的艺术家创造时的最初动机也许是心有所感，不得不写下来，也许是好名，也许是想换夜来米。也许是博爱人的粲……一到创作的时候，真正的艺术家又忘却了一切。他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普通读者的心理。
　　所谓“闲话”，就文体而言，即源于英国的絮语散文，这种文体如话家常，轻松随意，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有“意态从容的趣味”。人们多喜欢听“闲话”(并非流言蜚语扯闲话之意)，而不大喜欢剑拔弩张正襟危坐冠冕堂皇的高头讲章。这也是这种文体及《西滢闲话》受人欢迎的原因之一。支撑“闲话”的，是非功利的、自由的立场，对于一位真正的写作者来说这种立场至关重要。
　　陈西滢笔下的文字，确实不是高蹈出世的隐逸，也不是描摹山水的雅致，更不是脉脉温情卿卿我我的才子风流，而是透着浓厚现实关怀，充满批判精神的济世文章。曹聚仁说：“在抒情的成分上浮上一点现智之‘光’和‘幽默’的笑的，那就有郁达夫、林语堂、陈源、王了一、叶圣陶、徐懋庸这几家的小品。陈源的《西滢闲话》，都是叛徒型的小品，有讽刺，也有诙谐。”可谓知论。可以说，“闲话”“闲”的是文不是事，“闲”的是形式而非内容。
　　在对军阀统治的批判方面, 陈西滢与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各异。周作人借鉴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的“幽默与讽刺”的写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挑不出刺儿来，属于非常含蓄的写法。因而他自己把这种讽刺的辛辣感比喻为芥末而不是辣椒，也就是说他的文笔称不上是鲁迅那样的“匕首”和“投枪”，但却显示了他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而陈西滢虽以“闲话”自名，却毫不留情、大加批判，以满腔热情，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
　　同时代的梁实秋散文“闲适雅淡”、“幽默风趣，寓庄于谐；言简意深，雅致醇厚，讲究文调；引经据典，广征博引”，比对之后，我们可以发现，陈西滢的散文有一种远离喧嚣的独特的淡雅意境与韵昧，它凸现了主体的精神样态，这种样态由主体性情的释放而形成。梁实秋说：“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的性格纤毫毕现的表示出来。”
　　“闲话”作为一种“准文体”，属于散文、随笔的范畴，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感受、把握文化的方式，闲话的产生当然可以寻本溯源到陈西滢个人文化心态这一点上。

　　七、闲话体现的文化认同焦虑
　　从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像陈西滢那样接受了较为完备的西方教育的人并不多。他虽然曾在国内接受了近十年的教育(1901--1911)，但对他个人心理结构和知识结构影响最大的则是他接受教育的第二个十年(1912--1922)，这十年中，他完整地接受了英国的中学、大学以及研究生教育；这十年中，他由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整个的性格发展和成熟期都在具有欧洲文明传统文化氛围中度过的，这十年对他的一生影响真是太大了。
　　陈西滢英伦求学十年，带着救国的目的到西方去探寻救国之道时，是带着极强的现实功利目的的，因此他首选的是政治经济学，这是为了从制度层面来根本改变中国旧有的体制。在这时，西滢因为感到了中国的变革与发展受到了旧有文化传统的束缚，所以急切地渴望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来革新旧有传统。然而，他在国外居住得愈久，对西方文化了解得愈深，他从潜意识里感觉到的那种有可能失去一个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文化因子的恐惧也就愈强烈。就在这时，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走到了自己母文化的边缘因而便产生了一种来自文化意识层面的认同危机。在这种危机的压力之下，他努力加强自己文化认同的策略便是积极去发掘自己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合理因子，甚至有可能将过去认为是消极的东西一厢情愿地看成积极的东西，比如他对科举制度的态度；更有甚者，他还有可能出来“护短”，比如在《日本闲话·汤屋》中他说自己不明白芥川龙之介为什么要嘲笑中国人的“到处随意小便”，他并不认为这种恶习有多么不文明，而是轻描淡写地认为“其实这种到处随意小便，除了肮脏之外也不过是坦然把自己的身体泄露的一种附带的结果”，言外之意，这种不开化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比起日本人的男女同浴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他还指出这种行为在日本也并不少，“节分那一天，我们在吉田的稻荷神社，还看见两个老女人，离开拥挤的人群不到三四丈之遥，便蹲下来鹘碌碌的流出一泡尿来”。这种负气的神态，很有点孩童的天真与可爱。透过以上这些例子，我们分明可以感到陈西滢的焦虑与不安。在陈西滢看来，中国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确实都不如西方，但他却无法轻松地跨过这条中西的鸿沟，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并且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虽然他也猛烈地抨击过梁漱溟等鼓吹“中国的精神文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发现自己在潜意识层面上也具有某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他在攻击传统文化时，常常会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同情甚至赞扬，同时在赞扬西方文明时，又常常会贬斥西方文化的霸道和缺乏人文气息。西滢的内心就愈是痛苦。他虽然并没有接受过私塾教育，一开始就进的是新式学堂，但他毕竟在中国、在一个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家庭中生活了十五年，中国文化已经融进了他的生命，像血液一样成了他割舍不去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深入到陈西滢的心理层面去探寻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强烈的紧张与焦虑的原因，就会发现这种紧张与焦虑主要来源于他本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心理直接反映在了西滢的创作中。陈西滢的文笔是颇见功力的，徐志摩、粱实秋以及苏雪林等大家的文章都就这一点作过评价，这些评价都很肤浅地停留在了文字层面上，没有深入到文本的逻辑层面上，这真是有点遗憾。倘若我们能深入到这些文本的逻辑意义层面，就会发现它们并不都像一条小溪一样自然、顺畅，那里有着许多显而易见的漩涡和逆流，从而妨碍了小溪整体的顺畅流淌。如在对待旧戏的态度：“我们不相信旧戏是可以永久的，但是我们又相信它有不可掩蔽的动人的魔力，很值得戏剧家的研究。……为什么旧戏的魔力那样的大?因为旧戏不仅是纯粹的戏剧，它是有丝竹歌唱的，它是有舍节奏的举动，合条理的舞蹈的，它是有鲜明夺目的表饰的。所以中国的旧戏在戏剧的艺术以外，包含声的艺术，色的艺术。动的艺术，虽然没有一件不简单，没有一件不粗陋。”因此，他认为既然“戏剧是民众的艺术，尤其是娱乐民众的艺术”，那么真正“民众的艺术”便“应当走另一条路--一种收旧戏之长而弃旧戏之短的创造。”而在整理国故及对待线装书的态度上他同样压根儿就没有理出个头绪。
　　这显然并非来自陈西滢本人创作技法上的功力不济，那种存在于逻辑意义层面上的漩涡或逆流是由于陈西滢内心存在的焦虑所造成的。在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看到了存在于陈心中的那种深深的文化认同焦虑，使他徘徊在两种文化之间，不能寻找到一个坚固的立论基础。

　　八、结语
　　作为作家、文人的陈西滢，在文坛上可说是匆匆闪现，他大概并没有做好要在文坛搅出一片天地的思想准备，当他很快走完这段路程，只留下一本“闲话”的实绩之后，却没有想到自己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不能不被提及的人物。他同鲁迅的论争，使他成为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最主要的人物。多少年来，陈西滢作为一个鲁迅的论敌、被鲁迅痛骂过的人抽象的形象存在着。而细读《西滢闲话》，用梁实秋的话来说：“这一本《闲话》内容太丰富了，里面有文学、思想、艺术、人物，可以说是三十几年前文艺界的一个缩影。”

　　参 考 文 献
　　[1]阎晶明.鲁迅与陈西滢[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陈西滢.新文学碑林：西滢闲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陈西滢著.陈子善/范玉吉编.新世纪万有文库：西滢文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 董炳月.“闲话”的态度与权力[J].读书-2003(8)-93-97.
　　[5] 徐文海/李淑敏.“呸!"来“呸!"去的“学者文人" --鲁迅与陈西滢的几个回合争斗[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8(2)-32-39.
　　[6] 陈漱渝. “正人君子”陈西滢的后半生[J].新文学史料，2006(3)-114-117.
　　[7] 王嵩.理性的观察与情感的“阻隔”--从《参战》看陈西滢“理智”的得失[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24(5)-76-78.
　　[8] 王嵩.陈西滢：意态从容，“闲话”天下[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23(6)-68-70.
　　[9] 范玉吉.陈西滢文化心态初探[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2)-46-50.
　　[10] 范玉吉.被窒息的空间－以陈西滢为个案分析20年代中国言论空间开创的尝试[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1(2)-77-83.
　　[11] 刘逢敏.对鲁迅讽刺陈西滢的辨正－从“中国的模范名城”谈起[J].张家口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6)-9-17
　　[12] 胡冰冰.美的生活范式的追寻--论凌叔华的散文创作[J].浙江社会科学-2006(3)-184-188
　　[13] 吴仁援.论周作人散文的风格[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2:9(06)- 22-27
　　[14] 汪莉.梁实秋散文创作论略[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5:18(02)-29-31
　　[15] 陈剑晖.散文文体论[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旧文，发于2005年12月4日，《史记》课程学习论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秦时代被儒法思想家和政治家否定的侠，逐渐进入了后代文人心中。除去西汉社会的任侠风气的流风影响外，使文人对侠改变看法，从认识、理解、认同到崇尚和歌颂这一过程的变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任侠者的侠意识的自觉。

　　一  史迁论侠前的侠客生存环境
　　韩非子认为“侠以武犯禁”，任侠行为是对社会的挑战和危害，孔子一派虽也被韩非子视为异端，但儒家在争取自己地位的合法化的同时，也不屑以侠为伍。孔子提倡 “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以及“君子以文会友”的儒雅文化品格。儒家追求的理想文化是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希望天下太平。所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因为这四者是与礼乐大备的太平世界格格不入的。《游侠传》中有一言：“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方苞在《史记注补记》中评：（乃司马迁）有感于侠客之独为儒墨所排摈也。侠本来应该说的乱世的产物，侠是以“力”与社会抗衡的，虽然侠的行为往往是独来独往的，但其本质是与社会对立的。
　　由于士阶层的分化形成“文者为儒，武者为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而侠的精神本质来源于远古时代的尚武精神，带有明显的嗜血与桀骛不训的特征，加上孔子的倡文斥武，所以，汉以后的“正统”儒者必然要大肆排抵侠的行为和侠的意识。
　　汉前期就对豪侠势力大肆打击并一直坚持这样一个传统，这与地位日渐上升并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家，在思想意识上清洗对立面的举措是一致的。从此以后，先秦以来活跃在社会上的侠，与皇权正面冲突和较量的局面基本上结束。从有形力量上看，侠，已经不能以一种社会势力生存下去，也不能构成对专制政权的巨大威胁。
　　然而，就在侠的势力接二连三地遭受打击的同时，侠意识开始由朦胧走向自觉。侠的精神，在先秦古侠的精神积淀下来，并且逐渐潜入社会上层意识之中。侠风、侠义、侠肝、侠胆、侠气、侠骨，甚至还有侠情，在无声无息中深入人心，尤其是深入文人心中，而任侠行为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先秦以来的任侠风气能上升为一种自觉的任侠意识，应该归功于司马迁对它的研究和公正的评价。司马迁在堂堂史书上专为游侠和刺客立传，即《游侠列传》章节。东汉以后，人们基本上对游侠和此刻不再严加分辨，而是一概视为“侠”，或称为“剑侠”，这其实有石破天惊的影响。尤其是在儒家取得了一天下的地位，统治者对侠大肆打击的时代背景下，司马迁对侠的精神主流的肯定，这种顶时代风浪而上的大无畏精神确实难得。

　　二  史迁论侠中的任侠风流
　　“史迁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受法困，故感激游侠之义，其辞多激。”（董份  录自凌氏《史记评林》卷124），董份之言可算作对司马迁开历代之先河列游侠于正史之上的注解。
　　“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两段名言是司马迁人生价值观的表白，也是他肯定侠的价值观的出发点。要伸张侠的精神，必须分别出真正的侠和蜕变了的侠。所以，司马迁指出了那些被野心家、阴谋家桊养的鹰犬的“攻剽锥埋，劫人作奸，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的行为，”是“为财用耳”，（语出《史记*货殖列传》）与先秦古侠粗旷古朴、轻财好义的侠风是有本质区别的。
　　司马迁指出侠意识的精神核心是“侠义”。书中有言：“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可少哉！”具体来讲，侠义表现在“言必行，行必果，己诺必诚”、“千里赡急，不吝其生”、“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样一些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上。这些准则是从先秦古侠的精神中抽象出来的，司马迁以它作为评价侠客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
　　《史记》中记载的汉初大侠朱家的行侠特点是救人于急难之中，比自己的事还要看重，对穷人乐善好施，自己却“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而且从来不炫耀自己的所作所为。朱家行侠不图回报，也不依附权贵，始终保持自身人格。这即是先秦遗风，这即是司马迁要在《史记》中大抒特写的侠士，司马迁对侠客轻命重义，不爱其躯而赴死之厄难的精神特别推崇，侠之与“假侠”和“盗”的区别，就在于其行为不是“为财而用”，而是对自身价值的珍视。
　　古侠有极强的自尊心，对那些倨傲的王侯，那些不尊重他人人格的权势之人，古侠弃之敝屐，视之如粪土。如果有人侮辱了侠客的人格，这人即使贵为帝王将相，侠客也会以性命相拼。对那些人格受到侮辱，或生命处在为难之中需要帮助的人，即使他们地位低下，侠客也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种行为最初不被人们理解，尤其是那些眼中只见着“利禄”二字的世俗之人，认为侠客纯属是“管闲事”，自寻烦恼。而那些自以为高高在上，唯恐除之不尽。司马迁却偏偏要肯定和颂扬侠行侠义，从司马迁冒着得罪当朝统治者而为侠客树碑立传这一举动来看，他的身上无疑闪烁着古侠的精神光芒。

　　三  史迁论侠后的侠意识的自觉
　　司马迁对侠客、任侠现象及其侠义的分析和褒扬，使远古以来的侠行为的撒谎内光点得以展现，并使侠意识明晰起来。从他开始，侠意识就觉醒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侠的命运是由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许多优秀文人改观的，尤其从唐代以后大量出现的侠义小说和侠形象的名士化、文人化倾向，可以看出文人对古代侠意识的影响是很大的。
　　龚自珍《已亥杂诗》云：“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是的，在黑暗的封建王国中，真正的侠和侠意识，是难有存身之处的，所以，生活中真正的侠并不多。但是，侠意识中的优秀品质却渗透到人们的言行举止中，成为一种美好的社会品质而被保留下来，以不同的方式使侠意识得以流传。也正因为封建阶级对侠及侠行为的排斥和打击，使那些不能自主命运，人格受到伤害，个性受到压抑的文人，在目睹社会上奸人当道、恶徒横行的现实，深深地意识到侠的精神的可贵和真正的大侠的难觅。文人们用自己的笔呼唤着侠的出现，同时借塑造侠形象，来寄托自己的恩仇，抚平心中的创伤。（字数 2442字）

曾经吵着闹着要做爱晚小报，办报宗旨就是“我们负责报道爱晚红枫的一切”。今天作为校园周评的主笔，写下一篇。

【1】校学生会副主席排排坐

1主席，12副主席，有人大呼“扯蛋”，有人婉言“蛋定”，有人忙说“机构已精简”。我校最新一次学生会换届在3月6日，在团委登发的新闻稿中，清晰地写着“本次大会的召开将对全校学生会工作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对全省学生组织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三流学生会搞活动，二流学生会维权，一流学生会引领思潮”。我们的学生会怎么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每一位履行的学生会主席都有着自己的远大抱负，都有着自己的豪言壮语。但是，面对同学们的诸多问题，主席们能施展拳脚的空间有多大的？不用太多期待，能有一点一点地改变就好。有人提醒：现在对得起大家，将来对得起自己。

【2】去不得

“烟斗”同学说，马驹塘农家乐去不得；“千里”同学说，想实习文思创新去不得；ttogirl说，师大天马16栋干洗店去不得。这个世界上，去不得的地方很多，墨西哥去不得，台湾旅游去不得，安坐湖大校园苦读，不曾想湘江重金属污染已威胁4000万人饮水安全，囧！

【3】毕业纪念

爱晚老贴有云：大学毕业前你应该做的20件事。毕业之前，一定要向暗恋过的女孩表白，散伙饭的桌上，我就把这事干了。还有60天，又一批人即将告别湖大校园，每个人都有一个未完成的List，比如，夜宿岳麓山（不推荐），毕业旅行，做纪念相册。你应该有你的List，在告别白衣飘飘的年代。如果你是GG，华东交大美眉正在诚邀湖大GG同游凤凰，有图有诚意；如果你是MM，毕业四年的学长正在找湖大学妹伴游湖大，管饭有报酬。

【4】与湖大校长书

校长换了好几个，给湖大校长写信的学生也是前赴后继。比较有影响力的，细数起来，前有五千年，后有搏击风浪，其他的不计其数。这不，刚刚从其他学校考上湖大研究生的游确武又给校长写信了，就研究生奖学金一事“唐突”地请教校长大人。不想去细究信函内容，在目前的意识形态下，“饱含委屈”或“无所事事”的人们都希望通过敬呈申诉信一封，换得青天大老爷大笔一挥扭转乾坤。实际上，两年过去了，校长见面会上很多承诺还没兑现。82nd网刊特约评论员早就说过：这个学校不是由着校长一人说了算。任何事情的解决都不可能是校长拍案而起定下基调，一帮人诚惶诚恐地披星戴月地执行。同学们，信还是要继续写下来，事情可能没解决，你却可能如湖大化工院MM邓琴（有图，速进）一样，获得首届全球大学生华文书信大赛一等奖。